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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力弘扬新时代医学人文精神

医学人文是探讨和研究医学源流、医学价值、医学规范以及与医学有关的其他社会文化现象的一门学科,属于医学和人文学的交叉学科。医学人文精神就是以患者为中心、以健康为根本的精神,倡导一切从人道、人性、人文出发,强调在医疗过程中对患者关心、关爱、关怀和尊重,树立和践行以人为本、生命至上、健康优先、救死扶伤、全心全意为患者服务的核心价值观和行为规范。随着科学技术日新月异和人类社会不断发展进步,现代医学科学和诊疗技术突飞猛进,医学人文发展却相对滞后,现代医学在取得辉煌成就的同时,整个社会对医学失望和质疑的声音也日益高涨。医患纠纷和矛盾更加突显,对看病难、看病贵以及医疗卫生资源分配不公的不满情绪更加强烈,对遗传工程和生物技术发展可能出现的医学伦理后果更加担忧,等等。因此,在新世纪、新时代、新形势下,必须高度重视和切实加强医学人文的建设和发展,大力弘扬新时代医学人文精神。

弘扬救死扶伤的职业精神

敬佑生命、救死扶伤是医务工作者的天职。古今中外,真正的医者,历来都尤其强调敬畏人的生命、尊重人的价值、关怀人的心灵、守护人的健康,把悬壶济世、救死扶伤作为首要职责和崇高医德。阿尔贝特·史怀泽(被爱因斯坦称为20世纪最伟大的人物之一)创立了“敬畏生命”的伦理学。他认为:“敬畏生命,生命的休戚与共,是世界上的大事。善是爱护、保存和促进生命,恶是阻碍、伤害和毁灭生命。如果我们摆脱自己的偏见,抛弃我们对其他生命的疏远性,与我们周围的生命休戚与共,那么我们就是道德的。只有这样,我们才是真正的人。”医学从诞生之日起,就与“敬佑生命、救死扶伤”休戚相关、相生相伴。我国古代有“医乃仁术”之说,认为“医乃生死所寄,责任非轻”。东汉著名医学家华佗认为:“善医者,先医其心,而后医其身。”西方医学奠基人希波克拉底以“誓言”的形式,确立了医生对病人、对社会的责任和医生的道德规范,至今沿用了2400多年。现代医学之父威廉·奥斯勒在《行医的金科玉律》中指出:“行医,是一种以科学为基础的艺术。它是一种专业、而非一种交易;它是一种使命、而非一种行业;从本质来讲,医学是一种使命、一种社会使命、一种人性和情感的表达。”由此可见,尽管中西方文化历史差异很大,但是人道主义和人文精神始终是医学的核心价值。

弘扬刻苦钻研的科学精神

医学与人文密切相关、不可分割。医学是关于人的科学,而人文则是尊重人的价值,尊重人的生命、智慧和灵魂价值的科学。医疗技术是医学的肉体,人文精神是医学的灵魂。人文精神是医学的核心价值所在,是行医和进行医学研究的必要前提,引领着医学实践和发展的方向,没有人文精神,医学就失去了方向和灵魂。所以,医学比其他任何科学都更强调和需要人文关怀,这就要求医务工作者要具有更高的人文修养和道德境界。

随着市场经济和医学现代化、专业化的发展,一些医护人员陷入了专业技术至上和经济利益至上的泥潭,忽视了患者作为人的精神(心理)因素和社会属性,对患者态度生硬、作风粗暴,缺乏应有的理解、关心和尊重,成为导致医患关系紧张恶劣、辱医伤医事件频繁发生的重要原因之一。技术崇拜和市场崇拜是现代医学的迷失,导致医学的发展已偏离了正常轨道。因此,医务工作者要树立科学态度和科学精神,深刻认识医学人文的内在联系和本质内涵,勤奋学习,刻苦钻研,全面发展,努力提高医疗技术水平和人文品德修养,真正做到医德高尚、医风优良、医技精湛,从而推动医学界实现回归人、回归社会、回归人文的本源和属性。

弘扬大爱无疆的献身精神

“医乃仁术、医者仁心”。希波克拉底认为“医术是一切技术中最美丽和最高尚的,医生应当具有优秀哲学家的一切品质。”中国南北朝梁代阳泉在《物理论·论医》中指出:“夫医者,非仁爱之士、不可托也,非聪明理达,不可任也,非廉洁淳良,不可信也。是以古之用医,必选名姓之后,其德能仁恕博爱”。这表明“仁爱”“达理”是医者的必备条件,“医者”正是科学技术与人文精神相结合的典范。儒家文化把“仁”作为最高的道德原则、道德标准和道德境界,这也正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真谛和精华所在。

有史以来,医生这个职业都是最美好、最崇高的事业,受到世人的尊崇和敬仰。崇高的道德品质、良好的人文修养、精湛的专业技术、无微不至的关怀和救人于危难的行为,是人们心中一直以来的医者形象。在新时代、新形势下,医学正在从“以治疗疾病为中心”向“以人民健康为中心”转变,无论医疗技术怎样进步和先进,医护人员都要始终把人文精神作为自身的道德品质和社会责任,把理解、尊重、关怀患者真正落实到各项医疗服务之中。医务工作者应努力践行和弘扬大爱无疆、甘于奉献的献身精神,尽职尽责、兢兢业业、任劳任怨、无私奉献,全心全意、满腔热忱、慈悲仁怀地为患者提供优质、高效、安全、满意服务,为患者、为社会、为人类倾献爱心,真正做到医者仁心、大爱无疆、普天之下、无所不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