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如梅家玲先生所说,赠答诗“在一来（赠）一往（答）的诗作中，呈现出具有彼此对应关系的情感内容和形式。”[1]赠答诗作为一种互动性极强的诗歌类型，是诗人们沟通交流的一种特殊而又重要的媒介。赠答诗最早可以追溯到《诗经?大雅》的《崧高》篇，其中记载“吉甫作颂，其诗孔硕。其风肆好，以赠申伯”[2]，被众多学者认为是赠答诗的滥觞。此后，随着文学创作的发展，赠答诗也跟着不断演变，到魏晋时期，文人大量创作赠答诗，在内容与形式上大致确立了赠答诗的基本模式，使其成为一种独立的诗歌类型。及至南朝，承魏晋余风，继续推动赠答诗的发展，刘宋时期众多优秀文人都有赠答之作。《文选》收录有刘宋时期6位作家共15首赠答诗（不包括散见其它诗类部分）,而无鲍照赠答诗收录，不可不谓一大憾事。

鲍照现存诗歌204首，其中赠答诗12首，包括赠诗10首：《日落望江赠荀丞诗》《赠傅都曹别诗》《赠故人马子乔诗六首》《秋日示休上人》《赠顾墨曹诗》；答诗2首：《答客诗》和《答休上人》[3]。解读鲍照赠答诗，可以发现鲍照赠答诗，较之前人赠答诗，不但实现了情、景的高度融合，而且赋予赠答诗新的主题，丰富了赠答诗的表现内容，具有一定的文学史意义。

一、鲍照赠答诗的时代背景

文学作品与时代相互影响，文学作品往往反映出鲜明的时代性，时代也经常影响乃至规定文学创作的发展方向，这也就是刘勰所谓的“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4]1713鲍照赠答诗的形成与当时崇文重利的社会风尚、山水入诗的创作方式密切相关。

（一）崇文重利的社会风尚

刘宋时期，在帝王的提倡及诸王、显贵世家们的推动下，形成了崇文重利的社会风尚。据刘勰《文心雕龙?时序》记载：“自宋武爱文，文帝彬雅，秉文之德；孝武多才，英采云构。自明帝以下，文理替矣。尔其缙绅之林，霞蔚而飙起。”[4]1714。裴子野《雕虫论序》也载:“宋明帝博好文章,才思朗捷,常读书奏号称七行俱下。每有祯祥及幸宴集, 辄陈诗展义；且以命朝臣。其戎士武夫,则托请不暇，困于课限,或买以应诏焉。于是天下向风,人白藻饰,雕虫之艺,盛于时尖。”[5]可见由于刘宋君王的喜好与提倡，客观上促进整个社会形成习文好文的风气，其他诸王及显贵世家也以“奖励文学招纳，文士为荣”[6]。如临川王与门人曾编《世说新语》《幽明录》等书；谢灵运、颜延之等世家代表则更是因文辞冠绝一时。在这种社会背景下，文人可以通过文学创作取得功名利禄，极大激发了鲍照这类“筚门士”的创作热情。鲍照是刘宋时期文学创作数量最多的诗人，即使放在整个南朝来看，也仅有晚出的庾信能与之抗衡。赠答诗作为最能体现诗人心态与思想的类型，自然也得到了极大发展。

（二）山水入诗的创作方式

晋宋之际的诗人既继承了魏晋以来诗歌抒情言志的传统，也实现了山水大量入诗的诗歌新变。刘勰《文心雕龙?明诗》曰：“宋初文咏，体有因格，老庄告退，而山水方滋。”[4]208很好地概括了南朝宋诗歌山水与文学创作结合的创作方式。山水诗的创作对赠答诗无疑有重要意义，正如学者蔡彦峰所说：“兴起之后，山水题材、山水描写迅速拓展到几乎所诗类中，赠答诗毫无疑问也受到山水诗的影响。”[7]这样的创作方式自然也对鲍照的诗歌创作有影响。就赠答诗而言，鲍照12首赠答诗中，11首含有对山水的抒写，可见山水入诗对鲍照赠答诗影响之大。

二、鲍照赠答诗的对象及内容

依前所言，赠答诗歌作为互动性极强的诗歌类型，赠答对象明确且在创作之始就已确定。胡大雷先生在《文选诗研究》中说：“《文选》诗的分类原则，或依照为某人而作，或依照为某事而作，或依照以什么体式而作，‘赠答’诗之成类，是典型地依照诗歌中表明赠某人或答某人。”[8]虽是举《文选》中赠答例，但放之鲍照赠答诗，依旧适用此原则。从鲍照赠答对象看，有些是当权的高官贵族，如《日落望江赠荀丞诗》中提到的荀丞，即荀赤松（一说荀万秋），时任尚书左丞；有些是与自己身份地位相当的同僚朋友，此类居多,如《赠傅都曹别诗》《赠顾墨曹诗》《赠故人马子乔诗六首》，据《宋书?百官志》，都曹、墨曹均属十八曹参军，地位较为低下，而马子乔既无官职相属，也不见于史传，甚至可能是平民；还有一类是方外化人兼友人，如《秋日示休上人》《答休上人诗》，两首诗歌中提到的休上人，即和尚汤惠休。由此可见，鲍照所交好者，多是中下层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