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代农机
    主页 > 综合新闻 >

30年代在这一问题上取得重大拓展的是李玄伯,他

李玄伯、吴相湘关于曹雪芹家世的研究
运用考证的方法研究曹雪芹家世,20年代是开创期,代表人物是胡适与顾颉刚,30年代在这一问题上取得重大拓展的是李玄伯,他的代表作是《曹雪芹家世新考》。
《曹雪芹家世新考》于1931年5月16日发表在《故宫周刊》第84期。在此之前即1930年11月——1931年5月,《故宫博物院丛刊》第九辑至十一辑刊载了江宁织造曹寅父子给皇帝的奏折五十二件。而这一年(民国十九年)故宫博物院在懋勤殿发现一小匣奏折,其中有曹寅奏折118件,曹颙奏折17件,曹頫奏折46件,共181件。当时发表的还不到其三分之一。

李玄伯的《曹雪芹家世新考》就是根据这些真实的史料写成的。由于史料真实,所以全文虽不长,弄清的事实可不少,按文中题目所列,计有十一个问题:曹氏非旗人而是汉人;曹玺及曹寅之妻;曹寅之子颙及其嗣子頫;曹颙之妻及其遗腹子;曹寅之女;曹寅之弟、侄及甥;曹氏与康熙之密切;曹寅及曹頫的亏累;曹氏之产业;曹頫之末路;曹頫之亲戚李煦。
这十一个问题涉及了曹雪芹家世的主要方面,而其中有些问题的考证相当重要,如关于辽阳曹(曹寅)与丰润曹(曹颔)两家是否同宗,曹玺之妻孙氏可能是丰润大族孙家之女。这个问题的探讨引起了后来曹雪芹祖籍“辽阳说”与“丰润说”的大论战。又如曹颙之妻及其遗腹子,康熙五十四年三月初七日,曹頫的奏折道:“奴才之嫂马氏,现因怀妊孕已及七月,恐长途劳顿,未得北上奔丧。将来倘幸而生男,则奴才之兄嗣有在矣。”

李玄伯据此发现两个重要问题:一是曹頫死于北方而非死于江宁。二是这年三月,马氏已怀孕七月,按十月怀胎的常识推之,孩子当生于康熙五十四年五六月间。如果此子为男子,很可能就是曹天佑,也就是曹雪芹(《红楼梦》中的人物多处写遗腹子,贾兰系遗腹子,而宝玉出家也有遗腹子)。据脂砚斋“壬午泪尽而逝”的话,“壬午”即乾隆二十七年。康熙五十四年到乾隆二十七年,共有四十七年。再证以敦氏兄弟诗:“四十年华付杳冥”与“年未五旬而卒”,雪芹活了四十七岁,与诗中所言相合。如是,曹雪芹的生卒年可大体定矣。
这是一个重大发现与推测。后来又有王利器先生的进一步详细论证,使这一结论为更多人认可。再如“曹寅之女”一节。据《康熙四十五年八月初四曹寅折》、《康熙四十五年十二月初五折》、《康熙四十八年二月初八折》,得知曹寅有一女,由康熙帝指婚,嫁给镶红旗王子(在朝中做侍卫官),并生子。曹寅于东华门外为女儿女婿买房,置庄田、奴仆,为永久之计。由此观之,此女很可能是《红楼梦》中贾元春的原型。

还有书中涉及“曹寅及曹頫的亏累;曹氏之产业;曹頫之末路”三个问题,直接探讨了曹家被抄的原因,而且涉及了经济与政治两个方面,此后引起了关于曹家衰败出于政治原因与经济原因的长期大论争。
40年代运用考证法对曹雪芹家世研究做出贡献的是吴相湘。继民国十九年(1930)在懋勤殿发现一小匣曹家奏折后,民国二十四年(1935)故宫博物院又发现了一批苏州织造李煦的奏折,多达一百五十余件,并于民国二十四年八月以至三十一年十一月在《文献丛编》第29─45辑中连载。这些奏折的发现,对于进一步弄清李煦家进而更深一步了解曹家与皇家的关系成为可能。吴相湘依据这些奏折写出了《清宫档案中所见曹雪芹先世事迹》一文。

吴相湘此文要解决的问题甚是明确。开篇便道:“李煦的奏折自从发表以来,至今尚未见有人加以研究引用,笔者此文即就李折并采用曹寅父子折件而成,目的在说明以下三点:一、寅、煦任江宁织造(苏州织造)时的真正任务,使世人了解这一‘差使'的重要性。二、曹寅、李煦父子所受的异常恩眷,使世人了解《红楼梦》书中充满‘帝王气象'的由来。三、由以上的了解附及《红楼梦》本事问题。”
关于第一个问题,文章通过列举不少的奏折,弄清了曹寅、李煦在江南的特殊使命的三大内涵:其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