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国长达几千年的历史当中，虽然其中涌现出过一大批强盛的大一统王朝，如汉唐等等，但同时，分裂的时段在中国历史当中也并不少见，如五胡十六国和五代十国时期等等。而魏晋南北朝时期，则正是我国历史上一个延续时间长达几百年的分裂时期。

虽然西晋曾做到短暂的统一，但从大体上来说，分裂才是这个时期的主题。而在这样一个特殊的时期，著作郎制度正式出现于历史舞台之上，除了完成其本职工作之外，也与当时的文学发展形成了千丝万缕的关系。

著作郎制度的出现是历史发展与特殊时代结合下的产物

1、设置史官是我国的长期政治传统

正如李世民所说：“夫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知得失。”历史作为先人们以前的事件和活动，往往能够给予人们无数的经验和启示，历史也因此对后人来说显得尤为重要。

在这样的情况下，我国最早在黄帝时期便已经确立了史官制度，史官则由仓颉、沮诵等人担任。无论这是神话还是史实，都足以证明我国传统文化当中对于历史记载的重视程度。夏商之后，史官的职责更为明确，并且有了“左史记言、右史记事”的分类。

到了周朝，史官更加细致，共有太史、内史、小史、右史、左史、外史这六种不同类型的官职，对社会事务的方方面面都需要进行专门的记载，如《春秋》《尚书》《乘》等等都是其中非常著名且出彩的篇目。

春秋战国的乱世虽然延续了几百年之久，但对于史官的重视程度却并未因战乱而消失，相反，到了秦汉时期，史官制度更加明确和完善，太史令便是在这个时候出现并一直延续到汉代，司马迁家族便是世世代代担任这一职务。

值得一提的是，汉武帝在宫廷内部设置了女史来记录皇帝的起居事宜和言行举止，这类书籍也因此更具有几分神秘色彩。东汉除了沿袭西汉的太史令制度外，还设置了一类名为兰台史令的官职用以记录解读星象。

此后无论朝代如何更迭，基本上都会设置史官来记录本朝发生的所有事情，著作郎制度便是这种传统下的产物。也许有时这些记录会因为外部压力而被迫转向虚伪，但总的来说，依旧为后人提供了丰富的史料和巨大的借鉴意义。

2、出于维系自身统治的实际需要

作为有名的乱世，魏晋南北朝时期是我国历史上政权更迭最为频繁的时期。也就是说，今天你当老大，明天我当老大的事情完全已经成了屡见不鲜的常态。

在这种乱世之下，道德至高点变成了一种强有力的对外武器，无论是支持正统还是证明自己就是正统都能起到这样的作用，当初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便是如此。

另外，由于当时南北朝处于一种长期的对立状态，导致双方都对对方非常看不顺眼，互相认为对方才是蛮夷，如《魏书》中称东晋为僭伪，宋齐则称北魏为“岛夷”。

因此，如果这时谁能证明自己才是正统政权，便能收获最广的民心，自然也能获得最终的胜利。而要证明自己是正统政权，将史书作为宣传武器的无疑是最直接也最有用的方法。

除此之外，史书本身还具有较为强烈的教化作用。或者说，历史本身就能给予人们非常巨大的借鉴意义。对统治者来说，吸收历代统治者们的错误经验来完善自己的思想和政策，这是一件非常合情合理的事情。

也因此，除了那些已经破罐子破摔的帝王，许多帝王都会较为在意自己在史书当中的名声，这也能对他们的言行举止起到一定的约束作用，毕竟谁也不想遗臭万年。

对被统治者来说，史书当中所记载的许许多多事件也同样能够让他们受益匪浅，并对他们的实际生活起到帮助作用。

而统治者也喜欢用史书当中的历代人物事迹来作为教化平民百姓们的思想武器，向他们灌输忠君爱国的思想以巩固自身统治。而这一切的关键，就在于史官们能否良好地完成这些任务。

史官工作与文学之间有着较为紧密的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