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石器早期，在现武安市磁山村东1公里南洺河北岸的台地上，人们就已经开始驯化小米。图为河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研究馆员高建强展示磁山遗址出土的石磨盘和石磨棒。 河北日报记者朱艳冰摄

通过诸多方面的改进，相较直辕犁，曲辕犁的性能有了明显的增强，被视为古代中国耕作农具成熟的标志。

“V”字形铁犁铧在河北的广泛推广，完全改变了由上而下、间断式破土的耕地模式，开始了由后向前、连线式的耕作方式，把开沟、松土、翻垡等环节区分开来，在耕时上，也有了春耕、夏耕、秋耕的划分，这标志着河北古代农业由粗放耕作进入到精耕细作的阶段。

西方汉学界研究中国艺术的最有影响力的汉学家、德国艺术史家雷德侯（Lothar Ledderose）在《万物——中国艺术中的模件化和规模化生产》一书中曾评论：“模件体系并非中国所独有，可资比较的现象也存在于其他的文化之中。然而，中国人在历史上很早就开始借助模件体系从事工作，且将其发展到了令人惊叹的先进水准。”

耒耜，是由耒和耜两种独立的原始农具结合演化而来的一种古老的复合型农具。

《四民月令》所引农村谚语中用“犁”命名的星座，一是说明与星形状相似的犁，是当时农村常见之物。二是说明当时农村有一种犁很像这颗星。

在中国古代农耕文明诞生发展的历史上，河北大平原有着独特的历史地位，这也使河北的耕具在耕具发展的不同历史时期，一直占有重要地位。

耕具见证燕赵悠久农耕文明

二是犁的形制多样。犁有大、中、小三种：大型铁犁铧一般长、宽均达30厘米以上，最大的长、宽达40厘米以上；中型铁犁铧一般长、宽均达20厘米以上；小型铁犁铧一般长、宽均达10厘米以上。不同类型的犁之铧的出土，表明农人可以因时、因地、因作物不同的需要，采用不同尺寸、不同类型的犁铧来适应，体现出河北先祖与自然作斗争的智慧和勇气。

在中国悠久的农耕文化中，犁不仅是一种生产工具，也逐渐发展成一种独特的文化。

河北地域内，犁的分布非常丰富，不同形制的犁，不仅代表了各历史时期的农业生产力水平，也彰显了河北人民一直以来执着专注、精益求精、一丝不苟、追求卓越的工匠精神。

这些铁犁，比从前的石犁、青铜犁灵便、坚硬、锋利，加之役牛耕作，大大提高了耕地效率。

从历史上看，世界上许多农耕民族都有关于耒耜的发明记载。

在今保定和满城发现有三齿耙和双齿耙，用于耙地松土。在满城汉墓和石家庄市东岗头村，还出土有大型铁铧，这种铧，锐利而厚重，适用于开垦生地。也有小而轻巧的铧，适宜于翻耕熟地。除此之外，当时还有各种不同用途的铁农具，如翻土用的锸、铲、犁，锄草用的锄，收割用的镰等。

最大的改进是犁辕由长直改为短曲。

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指出：“大规模耕种土地，即田间耕作，从而食物在当时条件下实际上无限制地增加，便都有可能了。”

隋唐时期，先民们在长期生产实践中，根据自然耕作环境，结合应时、取宜、守则、和谐、实用的理念，以及效率、适宜、便利操控的原则，对直辕犁的构造进行改进，创造出了曲辕犁。

铁农具的普遍使用，是汉代农业生产的特点之一。当时，河北是使用铁器和牛耕的较早地区。

而犁辕变曲，一方面可以使犁头翻起的土垡不再受犁辕的影响，提高犁耕的质量。另一方面，可以使犁辕的牵引点降低到一个合适的位置，犁的牵引点（犁盘与犁辕相交处）、犁的阻力点（犁铧尖端）和牛的施力点（牛肩与牛轭接触处）处于一条直线上时，保证了犁铧不会入土越来越深，保持犁按照水平方向匀速运动，减轻了犁的阻力，节省了畜力，大大提高了耕地效率。

4件铁铧系生铁模铸，可分大中小三型。满城西汉中山靖王刘胜墓出土的铁铧犁，平面略呈三角状舌形，刃部呈弧形，从中线起脊，底面平整，后端为三角形銎。脊长（即高）32.5厘米，底宽30厘米，重3.25千克。与承德兴隆、唐山滦平、廊坊三河等地出土的大型汉代铁铧大小形制近似。

目前已知出土最早的河北铁犁，是战国时期易县燕下都出土的铁犁铧——冠尾张口角度很大，前尖后阔，呈“V”字形，锐端有直棱，增强了破土、碎土力，后部留孔，有利于犁铧稳固。

随着农业机械化的快速推进，传统耕具已经逐渐退出历史舞台。但作为中国传统农耕文化的载体，河北耕具的历史仍值得我们追溯和书写。